戏曲艺术焕发新的魅力和风采(2)******

戏曲艺术来自民间、成长于民间，生动展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理想，以人民性为厚重底色，涵养着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戏曲在艺术形式、思想内容、表达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特色。作为在中国社会流传千载、广泛普及的文化载体，戏曲在赓续文脉、弘扬传统文化上的作用尤为突出，具有显著的传承性特征。

正是缘于中华文化源源不断的滋养，戏曲艺术才能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璀璨夺目。而今，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需要戏曲艺术进一步扎根中国大地，萃取传统文化精华，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夯实戏曲创新创造的文化根脉。

近来，国家深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艺术学门类专业目录调整中的一大亮点是把戏曲与曲艺等传统艺术门类与一级学科并列，这在戏曲艺术发展史和戏曲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抓住契机，加快中国戏曲学派建设发展，拓展、丰富和完善戏曲艺术知识体系，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将戏曲内涵总结好梳理好，将其中蕴含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好展示好。强调戏曲艺术的文化根脉和民族特性，不是故步自封、盲目排外，而是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让戏曲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更好彰显中国气派、中国风范。

立足艺术特质，推进守正创新

戏曲艺术包容万端、自成体系、雅俗共赏，是我国传统艺术的典范。研究和发展戏曲艺术，要立足艺术本体，探寻戏曲之所以成为戏曲的内在规定性，进而以守正创新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戏曲艺术焕发新的魅力和风采。

戏曲艺术合歌舞、说唱、滑稽戏于一处，熔诗歌、音乐、舞蹈、美术等于一炉，集唱、念、做、打于一身，汇时间艺术、空间艺术于一体，建立起以舞台表演为核心的复合演剧体系，在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中综合程度最高。戏曲艺术反映生活的基本手法，最主要、最突出的在于虚拟性，对舞台时空的处理简洁灵动，极力追求神似而不一味追求形似，极大增强了艺术内涵和感染力，形成了具有中国人审美特性的舞台艺术风格。高度的程式性是戏曲艺术又一个显著特质，它是反映生活的具体化表现形式，将生活动作加以合理的抽象概括，赋予舞台表演规范化的格式，并由此延展至其他各个方面，经过长期艺术实践发展为约定俗成的基本规制。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